“晒盐之法易行，国得其利，民得其便，臣以为当予嘉奖。”郭允厚说道。

“全赖陛下指点。”罗元宾美滋滋地说道：“若非陛下让室内试验，不可能如此快见成果。”

拍皇帝的马屁，功劳＋1。

“卿不辞辛劳，田里来水里去，方有今日收获。”朱由检停了下，道：“拟诏，罗元宾晒盐有功，擢户部侍郎总理沿海各地晒盐事，授锦衣卫百户，予世券，荫一子入国子监。”

皇帝大气！

罗元宾拜下，道：“臣谢陛下恩典。”

诸臣投以羡慕嫉妒恨。

学不来。

这种拍皇帝马屁的方式对技术要求太高。

“户部当以胶州盐场为垂范，于各地推广，改煮盐为晒盐。”皇帝又说道。

“陛下圣明，臣定全力推动此事。”郭允厚表态。

朱由检点点头，问道：“罗卿，你以为当下盐政如何？”

这就不是说灶户得苦楚和晒盐的节约，而是问制度了。

这就有的说了。

灶户煮盐定额缴纳，多余的按照一引盐一石粮的价格卖给朝廷，朝廷再对外出售，是严禁私人出售的。

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漏洞。

官盐售卖点多在城镇里，乡村几乎没有。

花一天时间去买盐可还行？

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间商。

为了多攫取利润，官吏还会往盐里掺沙土。

嗯，“大”清继承了这种光荣的传统，于是落了个“吃土民族”的蔑称。

其实官府收盐的时候标准很高的，直接晒出来盐真就不收。

这就算了，价格还高。

于是，私盐盛行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大明为什么没有产生黄巢、张士诚？

严打一直不停。

官府大多数时候都是意思意思，盐商打击最积极。

洪武年间行开中法，民间盐商开始发家。

因为盐引越发越多，而产盐量不够，商人久候无盐，怨声载道，为解决这個问题，万历四十五年，时两淮盐法道按察使袁世振提议立“纲盐法”。

将各商所领盐引分成十纲，编成纲册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，即凭积存的旧引支盐运销，另外九纲用新引，即由商人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。

效果很明显。

袁世振经营两淮盐政四年，计助边饷及纳交太仓的款银达四百余万两，几与全国盐税等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袁世振被召回京后，为什么只做了户部侍郎？

因为纲盐法实行后，从此官不收盐，收买远销权都归于商，并得世袭。

为了维持垄断，盐商出资募兵与盐场中灶丁连营结防，每营三十人，营间相距二、三里，专门捕捉私盐贩运者。

这种打击力度，不要说黄巢张士诚，谁来了都得跪。

同样是为了证明纲盐法出色，盐商们当然积极纳税。

但是大部分盐利润都被盐商吃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泰昌元年，魏忠贤诬陷袁世振纵子通贿，由两淮盐商代为缴纳赃款。

被九千岁诬陷贪污的那么多，不乏誉满天下的名仕，袁世振根本排不上号，但为什么只有他有人代缴赃款？

时至今日，皇帝依然无法判断袁世振的初心。

单纯从国家角度看，盐税确实大幅度增加了，但是寡头也诞生了。

皇帝一直想改盐制，并且有了初步想法。

国家控制生产，民间自由贩卖。

即盐场出盐后，官府以两文钱一斤收购，再以七文钱一斤对外贩卖，来者不拒。

这个价格是经过核算的。

按照一人一次挑二百斤计算，一天走三十里吃三斤粮，那么运盐的成本是每天二十四文，一个月就是七百二十文，按照贩卖者一天要赚三十文算，最终的盐价是十五文一斤。

基本与偏远地区盐价吻合。

不可能再远了。

因为很多地方可以行车船，加上肩挑手提的距离，不可能超过一千里。

说出来别笑，目前皇帝也不知道自己治下有多少人。

按照一亿五千万人口估计，取后世砖家的摄入量，全国每天要吃掉一百四十万斤的盐。

按照朝廷每斤盐赚五文钱计算，一年能有二百万的样子，但实际上，翻倍是大概率，甚至是三倍。

目前盐税一百三十万。

为什么不干？

桌子太沉，皇帝胳膊太细，掀不动。

盐政的利益相关者不如漕运多，但是从北到南，从西往东，分布全国。

这要是乱起来，那真的就是重新打天下了。

与此二者相同的，还有卫所改革。

手头没有三五十万军队，漕运、盐政、卫所的屁股都是动不得的。

养三十万职业军队要多少钱？

招募的安家费一百五十万，装备三百万，这是一次性投入。

每年还要饷银七百二十万，粮食三百六十万石，包括替换军装在内的损耗开支一百万两。

任重而道远啊。

所以，当罗元宾提议整肃吏治时，皇帝口头嘉奖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