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绾曾经谆谆教诲，说皇帝贵为至尊，纵使天崩地裂，都要有不动心不乱心的气度。皇帝将此忠言牢记于心，纵使登基至今凡十三年，风霜雪雨备经磨砺，亦从未有过失措昏乱的时候。
但现在……现在，纵使反复吐纳，竭力镇静，亦难以平复起伏躁动的心绪。
这心绪并非来自听闻巫蛊后的愤怒，而来自于某种难以自觉的惶恐……皇帝同样是养尊处优二十九年的天子，再如何猜测揣摩，也难以想象巫蛊后那混乱得近乎天崩地裂的局面；但正因为难以想象，才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惶恐：
自己……数十年后的自己，又会怎么应付这样的局面？
【至征和三年，太子诛灭，卫氏外戚一扫无余之后，刘彻面对了真正的绝境——他的生命已是风烛残年，他规划的政治路线摇摇欲坠，他拟定的权力秩序也早已覆灭；而满朝蝇营狗苟，都是居心叵测的酷吏乱臣，谋夺储位的阴险小人。稍有不慎，就是当年始皇帝崩逝时的局面。
在面对这样崩塌溃烂的境地时，其实皇帝所能做的事已经很少了。以历史而论，如果排除堡宗玄宗等的摆烂躺平流，皇帝所能做的，无非是镇之以静，徐徐图之。下策者不管不顾，遗患于后人，中策者尝试布局，牵制奸佞，纵然是思虑周详、十全十美的上策，也只不过是捡拔可用的人才，为子孙留下回环的空间而已。
至于生前再做些什么……想来已经没有那个心力了吧。
但武皇帝呢？武皇帝不同，刘彻在征和三年所做的，等同于是将历史的考核试卷撕了个稀烂，自己给自己打了满分。
自征和三年起，皇帝平反巫蛊之祸，再次掀起大狱，诛杀一切牵涉在巫蛊案中的大臣宦官及宫人，夷灭刘屈氂、李广利的宗族；征和四年，皇帝拔擢赵过等擅长农作的大臣，复归“息民重农”的路线；三月，颁布《轮台诏》，直言“当今务，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”而已。
换言之，在寄予厚望的爱子暴卒后仅仅一年，皇帝就迅速恢复了理智，以强而有力的动作给出了回复——不存在什么敷衍苟且的“镇之以静”，也绝不存在半途而废的变革；如果太子已然无法完成改易路线的使命，那么就由年迈的皇帝，垂死的皇帝，痛失爱子的皇帝，亲自来完成。
这是毫无疑义的、生冷而强硬的宣告，意味着变法绝不可中止，而改革必将持续。皇帝已经为变革付出了长子的鲜血，但他仍然要在披荆斩棘中继续前进，直至生命的终点——即使为此牺牲政治的稳定，即使为此牺牲身后的令名，亦在所不惜。
什么叫一往无前？这就叫一往无前。
巫蛊之乱是摧毁了皇帝数十年布置的奇祸，足以动摇朝野的绝境；但正因为这政治上绝无出路之绝对的绝境，反而凸显出了皇帝绝不妥协之绝对决心——所谓叶公好龙，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时候，每个变法者都可以是坚决而激进的；唯有这山河板荡，荆棘虎狼遍于左右的境遇中，才能试探出这场变法的真正底色，或者说，变法者的真正底色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巫蛊之后才是武皇帝一生最闪耀动人，光华灿烂的顶峰。正是在临终这几年的艰难、困苦、挣扎之中，刘彻才完整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治家远迈超伦，无可比拟的素质——所谓超乎于情绪之外，近乎于冷酷的冷静；所谓精钢不可夺其志的雄心；所谓一往无前，所向披靡，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决绝。
在最要紧、最关键的抉择档口，这种斩钉截铁、死不旋踵的心志，才是区隔庸俗所谓之“明君”与真正千古一帝的差异——只有持握着这近乎于偏执的心气，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方能越过凡俗与庸昧的界限，仰首承接历史的天命。
但凡在此时泄了那么半口气，他们的历史评价都至少会下滑一个档次。
但所幸的是，皇帝经受住了这个考验。
汉征和四年，顺风顺水的天子终于失去了父辈的荫蔽，失去了数十年来精心培育的爱子，也失去了他用不尽杀不完数之不清的人才。风烛残年的老皇帝茕茕一身，孤独的站在整个大汉紧要的关口上，以他最后的心志与决意，回答历史最后的疑问。
变法无不以流血始，那么，高高在上的变法者，你愿意为变革付出多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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